1989年4月15日,在北京逝世。他于1980年被选为党的总书记。

1989年4月15日,在北京逝世。自青少年起参加革命,长期在党和军队中从事党、团工作,在“文革”后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有显著成绩,1980年在中国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党的总书记。中国中央委员会发布讣告称,是久经考验的、忠诚的战士,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、军队杰出的政治工作者,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的领导人。

4月8日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,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,经全力抢救无效,于4月15日逝世。4月22日,同志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。主持追悼会,致悼词,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以及各界人士、干部群众数千人出席。

出湖南省浏阳市向东方向行驶,进入一片丘陵地区,地势渐渐升高。距离浏阳市区40多公里的中和乡苍坊村就是的故乡。在这个村子,“西岭胡氏”安身立命,世代农耕,已经有超过400年的历史了。

苍坊村“西岭胡氏”所居,为湘赣两省相交处的罗霄山余脉。山岭自罗霄山蜿蜒而来,至浏阳河南,复又耸起,为“云居山”。此山之南逐渐开阔,称“阳谷”。沿着阳谷南行五六华里,有一座小山岭,名叫“西岭”,的故居,就坐落在西岭的山脚上,背靠山岭。房前有一条宽约数米的溪流,叫敏溪,终年不绝,叮叮咚咚。用今天的眼光来看,确实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。

故居是典型的湖南农家建筑,坐北朝南,小青瓦,砖木结构,据说始建于清朝咸丰年间,如此算来已经有140余年的历史了。此房自建造以来经过多次修缮,以1995年的修缮最为精工细作。目前所存的房屋是的曾祖父胡名钟和哥哥胡名镜当年所共有的,共计19间房,总面积约450平方米。中间的“泮公享堂”最高大,是当年名镜、名钟兄弟供奉其父亲胡中泮牌位的地方,为两家共有,作大客堂。经两代相传,属于父亲胡祖仑家的房子为7间半,约200平方米。

在世的时候,这座祖居已经破旧不堪,濒于倒塌。20世纪80年代的一年,的哥哥胡耀福到北京去,告诉他祖居就要倒了,怎么办?说,年代久了,倒就让它倒吧,外边倒掉了,人就搬到里面去住。总之,坚决反对修复故居。

1995年是诞生80周年,浏阳市决定修复故居。这项工作于1995年2月开工,7月基本竣工,修复了童年时代的住房、父母与兄长的居室,以及正厅、横厅、客厅、厨房等。当年9月,夫人李昭曾回这里参观故居。12月,故居对外开放。到现在已经接待10多万人。眼下来的人越来越多。有人在留言簿上写道:“路虽然难行,我还是来了。”那是因为中和乡远离浏阳市区,靠近江西,道路等级低,从浏阳开车下来,需要两个小时。还有人留言:“,是您救了我。”看来这位落笔者当年一定经历过冤假错案的煎熬。

1998年,湖南省决定拨款20万元,在故居旁修建与故居连成一体的陈列室。这笔资金先到位了10万元。在资金未能全部到位的情况下,浏阳市文管所每个职工集资1万元,于当年完成了陈列馆建设。陈列馆由浏阳市设计院设计。当时的计划还要做得大些,要挖去故居后面的山。后来对设计作了修改,只建了3个房间的小小的陈列馆。

1999年春,为解决故居的地面返潮问题,继续对地面进行了技术处理。故居纪念馆馆长寻建农说,来这里的人一年比一年多了。

的先人世代居于江西高安县的浯塘(今龚坊乡浯塘村)。约在明朝万历年的晚期(16世纪末),一个名字叫胡允钦字建十的农民,携家眷离开江西故土,来到湖南浏阳的中和乡定居。这位出生于1569年的胡允钦,被他在浏阳中和乡的后人尊为这一支“西岭胡氏”的先祖,在族谱上称他为“建十公”。以此算来,到21世纪来临的时候,这一支胡氏宗族的历史就有400余年了。以世代计,是这位胡允钦的第12代孙。

来到浏阳定居之后,这一支胡氏家族人丁渐盛,乃几修家谱,胡允钦的始祖地位也确定了下来。在清朝末年修的胡氏家谱中载有“赏戴头品顶戴、兵部侍郎、太子少保、钦命湖北巡抚”谭继洵所作的《一世建十公赞》,在20句赞语后有诗云:“哲人虽往名未终,典型就徵田舍翁。仰瞻遗像契我衷,愿肃冠裳拜下风。”这位谭继洵是“戊戌变法”中“六君子”之一谭嗣同的父亲。谭家算得上清代浏阳第一大家庭,谭氏故居“大夫第”至今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当年能请出谭继洵为胡氏先祖写赞,可见胡氏在浏阳影响之一端了。

胡允钦的子孙在清朝年间繁衍起来,有的人家世代祖居,有一支迁徙附近的攸县,也有一支迁到浏阳东部的小河,还有一些人搬到了文家市、山枣、岩前等地。而的祖上,则世代居住在西岭。

的曾祖父胡名钟,字秀卿,号毓源,生卒年不详。大约是清朝道光年间(1840年后)生,光绪中期(1885年前后)卒。胡名钟最小的儿子胡成瀚,字海文,就是的祖父,生于1858年,卒于1896年,年仅38岁。胡成瀚幼年时好读书,因稼穑维艰,发蒙后不久即弃读归农了。1896年,胡成瀚的第三位妻子邱氏病故,胡成瀚忧伤不已,于同年秋去世。这一年,他的长子胡祖仑(即之父)才14岁。

胡成瀚夫妇同年逝世,对剩下3个孩子的家庭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变。这时,胡祖仑的妹妹12岁,弟弟祖淮仅8岁。因此,胡祖仑由叔父胡成槛收养,弟妹两人由伯父胡成杓抚养,总算长大成人。

由于胡氏族中重视男童启蒙学习,对贫困家庭有予以资助的传统,胡祖仑得以上乡塾,识文断字是没有问题的,但是没有继续深造的可能。那时三湘男子成婚很早,胡祖仑也不例外,在与文家市的农村姑娘刘明伦结婚后,就离开抚养他长大的叔父,回到祖居立户了。

成家以后,胡祖仑夫妇始终在贫困中生活。此时家中的田地已经很少,壮年的胡祖仑主要靠挑煤贩卖为生。胡祖仑在大革命时期即投身于农民革命运动。此后常年在家乡务农。1950年,时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、行署主任的派秘书林成汉回乡,将胡祖仑夫妇接到四川南充一起生活。以后他们又随到了北京。1954年5月,胡祖仑在北京病逝。

当时,胡祖仑夫妇的子女一个接一个来到人世,但在贫困的乡间,夭折者甚多。据族人回忆,胡祖仑夫妇生育了12个子女(一说10人)。长子胡耀芬早夭,次子胡耀襄于20岁时患骨髓炎病逝,三子胡耀馥(即胡耀福)、四子活了下来,五子胡耀杰、六子胡耀英也都夭折了。

胡祖仑夫妇还生了6个女儿。长女胡石英长大后与刘裔文成婚,在分娩后死去。次女胡菊华叫“三妹”,大概是胡祖仑的第三个孩子,成年后嫁曾令倩,后改嫁黎先钊。三女胡建中长成后与王朝远结婚。还有3个女儿不可考,可能在出生后不久就死去了。因为按照胡氏族谱的规定,凡年满16岁的男性,在世系录中写明生卒年,即学历简历,还可以列名于宗祠,享受祭奠。如果16岁以下未成年即死去者,只在母亲的名下书“第几子某某殇”,不记生卒年。因此,早夭者的情况多不可考。

1915年11月20日,出生在祖居中父母所住的大房间里一张挂帐的大木床上。与中国传统古书中凡有大人物降生必有异兆的说法相似,成为“大人物”之后,在故乡苍坊村亦流传一件异事:说是其母刘明伦于分娩之日凌晨,梦见一位穿红袍的人走进了堂屋。这天中午她生下了一个男孩。

当地有生子“三朝”(即孩子出生后的第三天)请亲朋邻里吃饭的习俗。据乡邻传说,母亲将生子当天的梦告诉了孩子的三伯父胡祖仪,并请三伯父为新生儿起名字。胡祖仪是乡里出名的读书人,又是私塾先生,当下就说,此梦应兆“文曲星”临凡,此子将来必成大器。语云:“观国之光,首在君王。邦国安定,人民斯乐。”《诗经?大雅?文王篇》亦云:“周离旧邦,其命维新,百姓昭明,协和万邦。”为此,胡祖仪就为孩子起名,字国光。小时候父母叫他“九伢子”,由此可判断,他是家中第九个出生的孩子。

的母亲是否在临盆之晨梦见过红衣人,从来没有得到印证,后来的经历也说明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“文曲星”。但胡祖仪确实为起了名字,并在日后始终关心的成长和学习,在5岁时就将他收入胡氏私塾发蒙,以后又带他到文家市的里仁小学上学。胡祖仪深刻地影响了少年时代的,也是可以肯定的。

对的童年,故乡的人们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文字上的记录。养育这孩子长大的苍坊村只是个十多户人家散居的小村子。除了父母,那时也没有什么人会注意山村伢子。如今去访问,村民只能大概地说,自幼家贫,很小就跟着父兄上山拾柴,长大一点之后,曾经用树枝在门前的平地上写字。

但人们确信的是,自幼聪明,从小就有勤奋学习的劲头。他的两个哥哥是上过私塾的,幼年看到哥哥放学回家写大字,也曾拿起树枝在门前的泥上比划着写字。

西岭胡氏家人,世代以农耕为业,无人靠读书做官。但是,重视男童的启蒙教育,却是这个家族代代相传的古训。大约在清朝时期,胡氏宗族就开始设立公益性质的祀田,由族长管理,将收入专用于族里的儿童教育。再穷的胡氏人家男孩,也能保证得到启蒙教育。

的曾祖父胡名钟,曾经在房前小山坡上建“种桃书屋”为学馆,被同治丁卯年的一场洪水冲毁。儿童教育不可中断,胡氏馆学遂迁入胡氏宗祠,距离的家不过一里地。延请馆学先生的钱和孩子们的学费,都是族中专款支出的。值得注意的是,从设立小学起,女孩也可以上学读书,这在乡间是一场深刻的移风易俗。而给起名的三伯父胡祖仪,就是兴建小学的倡导者之一。

1921年,满了5周岁的入胡氏私塾,在私塾中读书约一二年,约于1923年进入胡氏小学就读。1925年9岁,他离开苍坊村,去20华里外的文家市上高小。因为设在胡氏宗祠中的兴仁小学是一座初小,而当地唯一的高小,就是文家市的里仁学校。

里仁学校的校舍原为一座文庙,创建于1841年,后为文华书院,辛亥革命后改作里仁学校。

文家市不是“市”,而是当地群山环抱中的一个集镇。渐渐懂事以后,家境越来越困难了,除了种地,父亲胡祖仑靠挑煤为生,一大早赶到文家市去挑出煤来到东乡去卖。到文家市读高小,早出晚归,清晨往往和父亲结伴而行。到学校去的20里山路,是对的最初锻炼。整整4年,至少1200个来回,坚于求学的默默地走了一天又一天。在投身红军、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前,他已经在求学的山路上先走了一个二万五千里。

在家乡的怀抱里,是一个顽皮的孩子。根据乡人的回忆,童年的喜欢在正月里跟随兄长们耍龙灯,10岁时已可以加入到龙灯队里去了。而自己则对小时候的一次恶作剧记得很清楚。有一年,隔壁邻居办喜事,和几个七八岁大的孩子,见到大人喝酒喝得那么高兴,不知道为什么酒竟有这般神奇。于是他们上前偷了一壶,躲起来一顿痛饮,结果一个个醉倒在天井沟里,被大人们发现,挨了一顿打骂。从那以后,对酒有了认识,从此终身不多喝酒。

当时,经过“五四”新文化的洗礼,小学课程已与过去大不相同,开设了国文、算术、历史、地理、体育、音乐等新式科目。随着大革命高潮渐起,学校里又开出了“”课。里仁学校的校长陈世乔是当地知名的知识分子,此时已加入中国,并担任文家市党支部书记。里仁学校里还有一位教师甘恩藻也是中共党员。

到文家市上学时,湖南农动渐渐高涨,各种革命活动在学校里公开进行。浏阳是湖南农动声势最大的地区之一。“四大”以后的中共逐渐重视农民问题,为在湘东开展农动,中共湘区委员会于1924年冬先后派遣潘心源、田波扬、夏明瀚等人到浏阳建党。1926年,浏阳建立了青年团组织。这年夏天,浏阳已经有300余名中共党员、200余名团员,各乡出现了农民协会。随着大革命浪潮的高涨,浏阳农民协会领导了减租减息斗争。

到1927年,浏阳的团员已经增至2300多名,其中就有日后新中国的高级领导人王震、、王首道、杨勇、张启龙、李志民、张翼翔、李贞等人。

1927年北伐军进入浏阳,当地农动蓬勃发展。1927年5月21日,在湖南发动“马日事变”。下旬,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柳直荀组织长沙周围各县农军围攻长沙,浏阳农民协会组织起了数万人的武装队伍,参加攻打长沙的战斗。后来虽然没有打下长沙,浏阳农民军力量之强也可见一斑。

进了高小的积极参加社会活动,被校长陈世乔指定担任少年先锋队队长和宣传组组长。的表兄杨世俊(杨勇)也在同一个学校就读。杨勇的母亲杨世珍和的母亲是堂姐妹,和杨勇的关系也很亲密,经常在一起玩。杨勇比大两岁,于1927年4月在里仁学校加入青年团。

1927年秋,大革命失败,里仁学校一度被查封,校长陈世乔、教师吴千晋、尤清风受通缉,避难于江西九江,不久都被当局探悉,均遭杀害。噩耗传来,曾约同学冒险去教师家中悼念。不久,里仁学校复课,回到了学校。

当年9月9日,组织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。起义部队被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共3个团,其中的第3团由指挥,于9月11日从江西铜鼓来到湖南浏阳。另两个团也朝浏阳赶来。9月19日,全师3个团在文家市会师。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有名的事件―――“文家市会师”。

会师当晚,在里仁学校后栋教室里召开了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议,讨论了起义部队的进军方向问题。参加会议的有总指挥卢德铭、师长余洒度和各团营级以上干部。指出,此时总的形势是敌强我弱,攻打中心城市已不可能,建议放弃攻打长沙的原议,改而沿着罗霄山脉南下,开辟农村根据地。的建议遭到师长余洒度的反对,却受到总指挥卢德铭等大多数人的支持,因此通过。

9月20日清晨,起义部队1500余人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集合,听取向湘南进军的动员报告。在这次讲话中有一句名言:“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会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。”

这时候,一群小学生爬在学校的围墙上,亲眼看到了这个历史性的场面。就在其中。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。讲完话以后,带队向江西进发。随着表哥杨世俊(杨勇)等同学在红军身后一直送到高升岭。这时,12岁。

1929年夏,高小毕业,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当时浏阳县唯一的初级中学―――浏阳县立中学。他在语文毕业考试时,写了一篇描述农民艰辛生活的作文,教师批为第一名。后来本人也感到遗憾的是,这篇作文没有保留下来。

浏阳县立中学是一所远近闻名的学校,校长吴记猷主张宣传新思想、新文化、一天,他在学生作文栏中看到了的一篇文章,读后非常赞赏,亲自在全校师生中介绍。的各门功课都相当优秀,不仅数理化成绩突出,常令农村孩子感到为难的英文也没有难住他,的英文成绩总是全班第一。当时的英文老师喻科盈常在的英文作业上批写“VeryGood(很好)的字样。对这位老师,一直是记得的。1981年,后任冶金部安徽马鞍山矿山研究院理化室主任的喻科盈已经退休,曾亲笔致信老师,邀请他到北京旅游。次年7月,喻科盈如约而往,受到了的接待,一起吃了晚饭。

生来好动,虽然个头矮小,却喜欢体育,常和比自己高出一头的同学同场竞技。除了喜爱体育,还喜欢作鼓动演说。他从小有些口吃,因此父亲叫他“九结巴”。然而因刻苦地练习演说,渐渐矫正了口吃,成为一位口若悬河的演说家。

浏阳农村被秋收起义的火种点燃了。1929年11月,中共湖南省委派王首道回到浏阳秘密工作,恢复和发展党团组织。12月,夏明瀚到浏阳恢复了县委。逐渐在浏阳全县建立了13个区委,有党员2400人。县委还组织了“浏东游击队”,开展武装斗争。

的家乡,是中共活动的中心地带。红军走后的1928年,文家市恢复了中共组织,成立了雇农协会。的父母双亲和哥哥姐姐都参加了革命。胡祖仑是乡苏维埃政府的土地委员,刘明伦当上了乡妇联主任,哥哥胡耀馥(福)是儿童团长,后任团支部书记。大姐也参加了苏区的妇联,还有许多亲属先后投身革命。

亲人们的行动影响了,1929年12月,回家度寒假的积极参加革命斗争,由时仁乡少共书记杨国英介绍,他在家乡秘密加入青年团。的表哥杨勇,则先一步投奔红军去了。

1930年4月,浏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,经中共湘鄂特委部署,浏阳县的赤卫队武装在东乡组织暴动。此时,由军长黄公略率领的红6军由东而来,一度攻占浏阳县城。

红军前锋将到,浏阳全城戒严,学校停课,浏阳中学的学生被强制疏散。随同学到了长沙。家乡人得知后找人把接了回来,担任乡少年先锋队队长兼儿童团团长。从此告别学校,开始了自己作为职业革命家的一生。因离校时走得匆忙,还有一箱书放在学校没有带回家。这箱书始终留在他的印象中,很久以后还不断说起。

到时仁乡之前,乡少共组织已有两名工作人员,都是的小学同学,如今迎回了组织能力特别强的,他们非常高兴,即决定创办一所“少共列宁学校”,开设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等课,担任政治和文化教员。这个学校办得新鲜,引起了乡里农民的注意,因此得到浏阳少共儿童总局的表扬。

在这段日子里,手提一个石灰桶走村串乡,在墙壁上书写大幅标语,是经常从事的工作。待到建国以后他当了团中央,还曾多次回忆起自己的这番经历。

这年10月,被调到18区委做宣传工作。他刚到区委不久,就碰上中共湘东特委派人到浏阳挑选青年干部,入选,前往江西。他从此离开了自己家乡,离开了生他养他的胡氏祖居,走向一个辽阔的天地。

告别的那天,母亲拖着小脚为儿子送行。这时,距自己的15岁生日还差一个月。(摘自《南方周末》作者:钱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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